方苞与宝应

方苞与宝应 

□ 马俊慧

方苞字灵皋，晚年自号望溪，清江南安庆桐城人。生于康熙七年（1668），卒于乾隆十四年（1749），年八十二岁。苞早慧，年未成童，已能背诵《五经》。二十二岁考取秀才，受知于学使高裔。二十三岁应乡试未第，然文名已噪于一时。三十二岁领江南解元。三十九岁会试，中式进士第四名，榜后闻母病，不顾李光地等人的阻劝，未预殿试而归。四十四岁时戴名世《南山集》文字狱事起，以曾为《南山集》作序牵连入狱十五个月。后得救，并“以白衣入值南书房”，开始了他的三十年仕宦生涯，经历了康、雍、乾三朝，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七十五岁才告老还乡。

鲜为人知的是，作为一代文宗、桐城派创始人的清代古文大家方苞，与宝应竟有一段很深的因缘。据清人苏惇元《方望溪先生年谱》载：康熙三十六年丁丑，方苞时年三十岁，“授经宝应乔氏”，三十七年戊寅，仍“馆宝应”。而此前，三十五年丙子秋，二十九岁的方苞“试顺天，报罢，拟不复应举。”此后，三十八年己卯，三十二岁的方苞则“举江南乡试第一”。从落第到解元，宝应在方苞的人生中成为如此重要的停泊地，亦是清文坛一件趣事。多年后方苞在忆及这一段往事时还说：“余倦游，欲休足于近地，而乔君介夫招予，以丁丑五月至其家。”（《乔又泓哀词》，文见《集外文补遗》卷一）可见方苞确实是将宝应看作自己的休养生息之地的。

文中所说的乔君介夫是宝应的大族乔氏、纵棹园主人侍讲公乔莱的三子乔崇修。乔崇修生于1669年，卒于1744年，字介夫，康熙三十二年贡生，官铜陵县教谕，撰有《陶园诗文集》、《鸡肋集》。方苞与乔崇修相识于康熙三十二年、三十五年的两次顺天乡试期间。“忆癸酉、丙子间，余试京兆，则闻世胄以学行重朋齿者三人：曰歙县吴东岩，山阳刘紫函，宝应乔介于（‘于’当为‘夫’字误，下同），而三人者皆与余一见如旧识。”（《送吴东岩序》，文见《望溪集》卷七）乔崇修虽才华横溢，然终其一生却未能中举，方苞就此对于科考制度作出了猛烈的抨击：“紫函、介于号为能时文，而东岩兼治古文。或谓古之道不宜于时，东岩弗顾也。每榜后，群士举积学而上壅者与苟得者相提而论，以病有司之枉，此三人必在所计数。然其后二十余年，更八九举，而卒无一得者焉。”（同上文）当然，这也是从侧面对乔崇修才华的充分肯定。

此后，乔崇修和方苞二人的友谊终其一生。康熙五十年十一月，方苞因戴名世《南山集》案牵连被逮，下江宁狱，旋解至京师，下刑部狱。在方苞“奴仆皆散去，黠者盗财物，其尤无能者，虽勉相依，多桀骜”（《仆王兴哀词》，文见《望溪集》卷十二）的情形下，乔崇修曾冒着风险入狱探视方苞，给方苞以极大的心灵慰藉。“自余构难，介于省余于金陵，及出刑部狱，复再至京师，而东岩亦至。回思少壮游从燕市时，不独二君子以怜余，而余亦以怜二君子。”《送吴东岩序》 “时制府饬狱吏，与余往来者，具籍之，诸君子不为止。”《朱履安墓表》，文见《望溪集》卷十二，所以数年后脱祸仕宦的方苞在送吴东岩南归时，还特意嘱托：“介于之归也，余惝然若无所依，而今东岩复长往，将何以处余乎？东岩归，将道淮以至于扬。其以余之状语紫函，而为叩介于，尚能北来以慰余之索居否也？”《送吴东岩序》邀乔崇修再至京师相见，其思念之情溢于言表。

论及方苞与宝应的关系，宝应历史上还有一个人不可以不提，这就是清初颜李学派的重要人物王源。王源，字昆绳，一字或庵，清直隶大兴人，生于顺治五年，卒于康熙四十九年。父世德，明末以世职官锦衣卫指挥，明亡，携二子来宝应就其同乡梁以樟，筑霜皋书屋于画川别业以西而居，终于宝应。源为其次子，幼与兄洁以能文称于时，兄弟二人皆受业于粱以樟。王源喜交天下“好学负经济才，读古史中奇伟非常人，辄恨生不与同时，不得上下其议论。若得当世有雄才伟抱者，亟欲一见为快，唯恐交臂而失之。”《与王吏部书》，文见《居业堂文集》卷六　方苞与王源结交于康熙三十年，与乔崇修则相识于康熙三十二年，方苞说：“吾友昆绳少时流转江、淮，寓扬州之宝应近二十年。每言其地故家曰乔氏……”《乔又泓哀词》由是观之，方、乔二人之结识，王源当有绍介之功。王源“年四十余，以家贫父老，始游京师，佣笔墨。贵人富家多病其不识时文。笑曰：‘是尚需学而能乎？’因就有司求试，举京兆第四人。曰：‘吾寄焉，以为不知己者诟厉也。’”（《四君子传》，文见《望溪集》卷八但王源一生并未获得施展宿志的机会，晚年则弃妻别子遍游名山大川，后卒于淮安。著有《平书》、《居业堂文集》等传世。

方苞在宝应时还曾与王懋竑订交，常相过从。王懋竑，字与中，号白田，与方苞同年，卒于1741年，年七十四。他是康熙五十七年进士，做过安庆府学教授，雍正元年以特荐召见授翰林院编修，不久便辞官而归。梁任公对王懋竑评价很高，说“他于《朱子年谱》之外，又附一部《年谱考异》，凡事实有须考证的都严密鉴定一番，令读者知道他的根据何在；又附一部《朱子论学切要语》，把朱子主要学说都提挈出来。我们要知道朱子是怎样一个人，则非读这部书不可，而且读这部书也足够了。”还说“他考定许多伪托朱子的书或朱子未成之书由后人续纂者，如《文公家礼》、《通鉴纲目》、《名臣言行录》及《易本义》前面的九个图和筮仪等等，都足以廓清障雾，为朱子功臣。此外许多杂考证也有发明，如考汉初甲子因《三统历》窜乱错了四年，也是前人没有留意到的事。”文见《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张舜徽先生更认为他是扬州学派走入“通核”一途的导夫先路的前驱者。王懋竑与乔崇修也是学术上的志同道合者，道光《重修宝应县志》记载他们“以道学相切劘，交最善。”

方、王、乔四人在学术思想上有怎样的相互影响是一个很有趣的课题。过去有人说扬州学派渊源于戴震，而戴学体系的师承一说为颜李之学，一说为远承顾炎武的余绪。如果考虑到宝应学者的家学渊源、方苞和王源等人与宝应学者的交往、王懋竑和乔崇修在安徽的任教职，则无论颜、顾之学，还是戴氏之学，都当与“宝应学派”（刘金城先生提法，参见《宝应学派——扬州学派的生力军》，文见《扬州史志》2005年第３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许，宝应学派早期学者的学术思想也是扬州学派学术思想的渊源之一吧！

方苞馆宝应时，值宝应连年大水。据道光《重修宝应县志》载：“三十六年，大水，七月禾将登而大雨骤至，界首子婴堤溃。”为防来年大水再度为灾，时任宝应知县的山西翼城举人张哲于次年春率邑人重修子婴堤。三月，邑人筑子婴堤成，请方苞书其事，作《筑子婴堤记》文见《望溪集》卷十四。文末，方苞在述其为文之意时说：“自郡县法行，吏视其官如传舍，川浍田畴不治，灾患不谋，则土利多废而民生蹙。有治民事甚于民之急其私如张候者，不可没也已！”这一倡导为政者关注民生的做法，与他日后的不能尽“已民之疾”职责之作官者与残民以逞的贪官墨吏只是无形与有形之别的思想，亦是一脉相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