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本捐粮赈灾

仲本捐粮赈灾

□ 胡晓林

宝应位于江淮之间、京杭大运河之侧，人文荟萃物阜民丰，历来被称为“鱼米之乡”、江淮“望县”。《县志类编》云：“弹丸下邑，河湖环绕，居近水滨，风气柔儒，士读诗书，民安耕作，不尚懋迁，鲜犷猂嚣陵之习，而好善优于他邑。”自古宝应即为慈善之乡，涌现许多名彪青史的慈善家，明代仲本便是其中一位。

仲本（？—1536）字与立，宝应人。弘治三年（1490）进士。伯祖父仲昶，明太医院院判。父仲兰，太医院院使、通政使司右通政。仲本先后任刑部主事、汝宁通判、严州同知、广西佥事、河南佥事、陕西按察副使、按察使等职。因其为人木强，执法无所阿附，常得罪于权贵，数遭贬谪。弘治十六年（1503）夏，宝应发生了特大旱灾，灾情相当严重，几乎已到人吃人的地步，中央委派部使发动地方倡议赈灾，其时适逢仲本丁母忧家居，他倾其仓囤，“出私粟千石为粥，以食饥人”，老百姓感激得高呼苍天。石，旧时容量，每石粮约合120市斤。千石应有十二万斤之多。查《隆庆志》，正德七年（1512）全县只有五千二百一十七户，人口五万一千五百九十三。不计九年的人口增长，弘治十六年应不多于此数。即以此数计算，仲本所捐赠的粮食，全县每户可均得25斤上下。

此事一直传到京城，从宝应经过的江西太史向大学士李东阳详细陈述了仲本赈灾的事。李东阳对仲本拿出全部家囤粮食赈灾，而一点不保留的做法有点将信将疑。弘治十七年（1504）仲本服阕，赴京觐见时，李东阳当面询问赈灾一事，而仲本避而不答，使李东阳更添敬意。 在仲本离京赴河南佥事任的前一天，李东阳秉笔夜书，赋《赠仲本出私粟赈饥》一诗相送。他称仲本是“监司拯难不顾身，斡旋疫气回阳春”，同时希望仲本“愿子演此为经纶”，将这种精神带到任上用于治国治民。关于李东阳，他与刘大夏、王鏊、杨廷和均为当时名臣，也都是仲兰的挚友，仲兰的墓志铭便是李东阳所撰。《辞海》载：“李东阳（1447-1516），明诗人，字宾之，号西涯，湖广茶陵人，天顺进士，官至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宦官刘瑾专权时，依附周旋，颇为时人所不满。”刘瑾专权是正德元年（1506）至正德五年（1511）事，发生在仲本捐粮赈灾之后。从历史记载看，当时李东阳确曾违心地为刘瑾之流做了些歌功颂德的事，可事实上正由于他的委于周旋，方使一大批正直干臣如刘大夏、潘蕃、平江伯陈熊等得到救护。《历代记事本末·（明史纪事本末）》中曾记载了这样两件事。一件是正德元年（1506）六月，李东阳即与他人连疏，因“帝与八人戏亡度，请诛八人（八人为刘瑾一党的八个太监）。”另一件是：“初，瑾被缚，有旨降凤阳。李东阳语诸大珰，曰‘脱復用，当奈何？’……（张）永始懼，谋之东阳，令科道劾瑾……。”这两件事可知，在刘瑾专权早期，李东阳已参与了对刘瑾的斗争。最后关键时刻，促使刘瑾的对立面狠下凌迟处死刘瑾决心的，正是李东阳的这句话。可见他在清除刘瑾的斗争中起着决定性作用。但他的韬晦之计被当时的文人所不理解，也是有的。

弘治十七年冬，仲本带着世叔李东阳的祝愿，告别京城，南下黄河边，赴开封就任，继续他解民倒悬的重任。1984年春，从仲本墓葬中发现弘治十八年（1505）的一张状纸，是南阳府唐县平民张宝状诉周光柔高利盘剥、重复逼债一案，这便是他在河南佥事任上受理的案件之一。因此案处理过程中阻力重重，不久仲本又调任陕西按察副使，故未能结案，也未能帮助受害者摆脱困境。仲本深感愧疚，便一直将此状纸带在身边，遗嘱随葬，此便成其终生憾事。

明称按察使为监司，而当时仲本的职务是佥事，佥事是按察使下分领各道的官员。但李东阳在诗中称仲本为监司，且连用四次，可见抬高级别称呼别人以示尊敬的做法，古已有之。那现代人去掉“副”字，统称正职的做法也就不足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