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应“乔家白”与《乔元之三好图》

星光

　南京博物院藏有一卷《乔元之三好图》，纸本设色，纵365厘米，横1071厘米．此图为清代著名画家禹之鼎所作，主要表现主人公乔元之的生活意趣，画中乔元之踞榻而坐，后面的案几上书卷堆积如山，左边三个 ...
　　南京博物院藏有一卷《乔元之三好图》，纸本设色，纵365厘米，横1071厘米．此图为清代著名画家禹之鼎所作，主要表现主人公乔元之的生活意趣，画中乔元之踞榻而坐，后面的案几上书卷堆积如山，左边三个女乐人正吹拉弹唱而右侧他的妻子和女仆抬出一瓮新酒，书籍、酒坛、女乐寓意着书、酒、音律“三好”，充分展示出主人公豪宕放达，不拘一格的性格特征，乔元之面部用写真法绘出，勾染细腻，具肖像效果，仕女用笔也较工整，设色清丽，反映出作者一种秀媚古雅的风貌。


　乔元之即乔浣尘，为宝应乔家十一世乔荫的次子。其叔祖乔可聘(1589-1675)为明天启二年(1622)进士，仕至掌河南道监察御史，堂叔乔菜(1642-1694)为清康熙六年(1667)进士，仕至翰林院侍读，宝应乔家为耕读世家，乔
　　浣尘曾祖父乔份的墓志铭中说，“以耕凿课长公，以诗书课中翰”，长公就是指乔浣尘的祖父乔可仕，其时乔可官中书舍人，故称之为“中翰乔莱好友汪懋麟《百尺梧桐阁集》中有一首诗，题作“子静兄子画像，列景与余<三好图》略相类，请题，走笔疾书，兼呈子静”，说禺之鼎还曾为他画过一幅《少壮三好图》，子静是乔莱的字，从诗中看，“左拥异书一万卷，右贮良醒三百壶，前后列坐五少女，弹丝吹竹歌吴献”，两幅画的主题是一致的，清代书法家王文治<题少壮三好图》诗注中说，“孙豹人（枝蔚）欲去酒，去声技，而独存书，盖庄论也，杜茶村（潜）专欲去书，则激论也，诸公各以诗词，为之解纷”，故汪懋麟诗中说，“丈夫寄兴偶然耳，一时传笑晾庸愚，谓我好色兼爱酒，蠢鱼干死何其迂0他还在给乔浣尘的题诗中感慨，“嗟我此图多所隆，阮家阿咸雅且都，作图仿佛写此意，乃与所好若合符”，颇有隍隍相陪之意，乔浣尘生平不详，据乔莱说，其为人“醇朴中含”，他没有什么嗜好，只是醉心于书画和学问，平时一个人独处斗室，不与外人多交往，“足无妄行，口无轻吐，嗜善嫉邪，碓然有主”，是一个坚守道德底线的君子，以至于被不理解他的人视为愚腐，而他却于尘俗之论既不妥协，也不抵触．晚年与一年蹄八十的钮先生为友，以纹枰论道为乐事，晨夕手谈，经常为一盘棋争得不可开交，宠辱皆忘，所以乔莱将他誉为古之狷者，乔莱很喜欢这个比他年长的堂侄，他曾经在乔出尘、乔浣尘兄弟新屋落成时送给他们二首诗（疑庵阿威新斋落成赋赠二首），其中一首写道：“石路茸茸细草生，纸窗幽室迪虚明；月翻素壁全无色，雨泻飞蓬别有声，新竹乍移阴尚浅，旧琴重拂调逾清；何时种就篱边菊，好醉疏狂老步兵，”诗中乔莱以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自喻，而将乔浣尘比喻为也是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侄儿阮咸，阮籍和阮咸世称“大阮”、“小阮”，所以乔莱有时又爱称乔浣尘为“余家小阮”。


　　“竹林七贤”之称出于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七人”（陈留阮籍、谯郡嵇康、河内山涛、河内向秀、沛国刘伶、籍兄子咸、琅邪王戎）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竹林七贤的风姿隋调多表现于其饮酒的品味和格调上，有一个故事：阮籍得知步兵厨营善酿酒，藏有美酒三百斛，于是他便向司马昭要求担任步兵校尉一职，得以将酒揽为己饮，这就是他被世人称为“阮步兵”的由来，刘冷甚至写了一篇令他享名于后世的《酒德颂》，学者们对魏晋名士之饮酒意涵多所诠解，诸如消忧解愁、隐讽暗规、养生延年、宽乐雅适等不一而足，其中以消忧解愁及酒遁避难最为人们接受，把酒当做身心痛苦的止痛药或避祸幸免于难的“庇难所”，是当时七贤及大多数名士饮酒心态的普遍写照，司马昭为了笼络知识分子，利用阮籍的才华与名望，为儿子司马炎向阮籍女儿求婚成亲，阮籍不愿卷入政治是非的漩涡，大醉六十天避谈联婚事，逼迫司辆马昭就罢，与其叔阮籍相比，阮(1686)放诞，他饮酒不用酒杯l誊雩互三基霍备曩旨i主！篱8忝鍪蓉奄而用大瓮，甚至不介意与猪共《饮，“至宗人间共集，不复用常’便共饮之。
　　有趣的是，宝应乔家也以酒知名于世，费轩《扬州梦香词》称“广陵酒美者日‘通州雪酒’、‘海陵秋露白’、‘秦邮五加皮酒’及‘木瓜酒’，‘宝应乔家白’称为最上品”，而康熙二十五年(1686)乔莱罢官南归，与汪懋麟同称“二汪”的汪楫送别诗中就已经有“乔家白”之名，所以，《乔元之三好图》中出现大瓮抬酒毫不奇怪，此酒正是．‘乔家白”也。
　　但是，与魏晋名士饮酒之放诞相比，宝应乔家的酒更多的则是恰隋养陛，乔浣尘的长兄乔出尘写过一首诗：“注玉倾银但有香，梨花一色陪相当，风帘要署乔家白，怕把书巢作醉乡，”也许这更接近饮酒的真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