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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振宇:力促巴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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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0-28 02:00:0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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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66期【第280篇】


 赵振宇大使夫妇陪同访华的巴新总理莫劳塔夫妇游览长城


赵振宇大使陪同访华的巴新总理莫劳塔游览上海城隍庙


作者简介:

       赵振宇,宝应安宜镇人,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系。1970年入外交部,先后任职于北京外交人员服务局、中国驻加拿大使馆、外交部美洲大洋洲司和中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等部门。1999年2003年3月,任中国驻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大使。2003年4月2006年11月,任中国驻牙买加大使兼中国常驻国际海底管理局代表。2007年2012年,任中国政府加勒比事务特使。曾荣获中共外交部党委授予的20082009年度 “优秀外交官”称号。现已退休,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研究员、外交笔会会员、《江苏外事》顾问。

      译著有美国厄尔比格斯著小说《黑骆驼》、英国威廉柯林斯著小说《白衣女郎》(缩写本)、荷兰高罗佩著《大唐狄公案柳园图》(合译,第一译者)。著有《中国同加拿大的关系》,并在报刊杂志上发表过多篇文章。

赵振宇:力促巴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作者:赵振宇


◎ 本文首发于《湘潮》2018年第9期


1 肩负“反弹”重任,受命出使巴新

 

1999年12月至2003年3月,我出任中国驻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简称“巴新”)第七任特命全权大使。

巴新属于大洋洲,位于太平洋西南部,地处欧、亚、澳水路交通要道,是南、北太平洋的交汇点和连接南太地区与东南亚各国的枢纽,地理条件优越,战略位置重要。南太地区幅员辽阔,风光旖旎,资源富饶,文化独特。巴新作为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一员,是南太大国,在地区事务中有较强影响力。

自1976年10月12日我国与巴新建交以来,两国关系发展总体顺利,但从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的十几年中,台湾以“弹性务实外交”手法,在巴新大肆活动,台湾问题成为我与巴新关系中的一个消极因素,对双边关系不时构成干扰。因此,涉台外交和“反弹”斗争的现实严峻地摆在我驻巴新各任大使面前,是其须臾不可放松、需全力应对的一项硬任务。

除拉美之外,南太是台湾当局“邦交国”最为集中的地区。目前与台有“邦交”关系的17个国家中,有6个地处南太。台对巴新垂涎已久,早在1990年就在巴新设立了商务代表团,打着“商务”旗号,暗地里行使伪“使馆”职能:为赴台人员颁发签证、收买巴新政客为其说项、拉拢巴新高官访台、策划台官方人士串访巴新、助推巴新与台发展官方往来等。台当局的黄粱美梦是,伺机对我取而代之,进而利用巴新的地区影响力,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抢占我在巴新及其它南太国家的外交阵地。

最为严重的事态出现在1999年7月5日。彼时,我还在中国驻加拿大使馆任政务参赞,但已接到国内任命我为驻巴新大使的通知,所以我更确切的身份是驻巴新候任大使。是日,巴新总理比尔斯卡特上演了一场外交闹剧,使台湾的政治图谋几近得手。经台驻巴新“商代团”导演,比尔 斯卡特背着巴新内阁,携外长亚基秘密访台,与台湾当局达成以台提供巨额“经援”,换取巴新“外交承认”的政治交易,并签署了所谓“建交”公报。事情曝光后,我国政府即向巴新政府提出了严正交涉和强烈抗议,我外交部发言人严正指出,这完全违背了巴新政府作出的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的承诺,是对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也严重损害了中国、巴新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

比尔斯卡特此举越过了我关于一个中国政策的红线,眼看中国与巴新之间23年的外交关系行将毁于一旦。他的所作所为也震动了巴新朝野,遭到反对党人民民主运动党主席莫劳塔和其他党议员的强烈反对与严厉谴责。人民民主运动党在巴新议会对比尔斯卡特政府提出了不信任案。比尔斯卡特自知理亏,且见大势已去,在国内外强大的政治压力下,于议案付诸表决前夕黯然辞去总理职务。

巴新新政府上台后,莫劳塔总理立即宣布前政府与台“建交”无效,也就此宣告了比尔斯卡特的外交闹剧正式谢幕。此时,时任台湾当局领导人李登辉抛出了“两国论”,公然将两岸关系定位为“国与国关系”,充分暴露了他蓄意分裂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妄图把台湾从中国分割出去的政治本质。臭名昭彰的“两国论”,虽然遭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谴责,但对台湾驻巴新“商代团”来说,却如同注了一剂强心针,苦撑其作困兽之斗。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99年12月下旬,我肩负着“反弹”重任,受命出使巴新。



2 获得高层干预,令台摘下伪牌

 

比尔斯卡特与台签署所谓“建交”公报之日起,台湾当局就在其驻巴新商务代表团办公处门口,挂起了一块所谓“中华民国大使馆”伪牌。这正是他们多年来梦寐以求的事,然而好景不长,忽忽16天,狂欢即告落幕。莫劳塔总理领导的新政府上台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废除巴新前政府与台签署的所谓“建交”公报。面对形势逆转,台湾当局并不死心,拒不摘下“使馆”伪牌。在长达5个月的时间里,我的前任张大使曾多次向巴新外交部提出交涉,但一直未果。

直至我到任时,台“使馆”伪牌仍堂而皇之地挂在原处。

我决定以“摘牌”作为“反弹”斗争的突破口,既为敦促巴新方不折不扣地执行一个中国政策,也为加大对台的震慑,进一步打压台“商代团”的气势。我利用向巴新总督递交国书之前,大使需向外长面呈国书副本的机会,首次郑重提出台机构“摘牌”问题。鉴于巴新外交部长期不作为的表现,我心里清楚,要想巴新方付诸行动,需要来自政府最高层的干预。

几天后,我按约定拜会了莫劳塔总理。走进总理府之前,我就明确了工作目标:必须把着力点放在总理身上,尽快迫使台“商代团”摘下“中华民国大使馆”伪牌。为此,我一改首次晤面通常为“礼节性拜会”的惯例,把拜会变成实质性的“工作会晤”。我首先对莫劳塔旗帜鲜明地反对前政府与台“建交”,果断地废除与台“建交”公报,声明“坚持一个中国政策”的正确立场表示高度赞赏。在与莫劳塔就双边关系交换意见时,我结合比尔斯卡特给两国关系带来的严重损害,着重指出希巴新政府不但在言语上,更要在行动上履行对一个中国政策的承诺,维护好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没有这个政治基础,开展两国经济技术合作就无从谈起。

见莫劳塔点头同意,我立即切入主题:中国与巴新关系刚刚经历了一场危机,但台湾“中华民国大使馆”的伪牌却迟迟未见摘下。中方已经等待了半年之久,对这种极不正常的状况表示严重关切。如果巴新政府不责令台“商代处”立即摘下“使馆”伪牌,就无异于昭告国际社会,巴新政府口头上说遵循一个中国原则,可实际上却在执行“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错误政策。受损害的不仅是我们两国的关系,巴新政府和总理个人的声望也将会受到广泛质疑。我明确提出希望总理指示外交部明令台“商代处”立即摘下“使馆”伪牌,以实际行动纠正前政府的错误,维护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

我一席鞭辟入里又带有某种压力的话语,使莫劳塔总理深受触动。他回应说:不会让中方失望,感谢大使先生向我传递了中方一个非常清晰而重要的原则立场。临离开总理府时,他问我中方何时能兑现对巴新的援助项目。我清楚地告诉他,若要尽快启动中国对巴新经济技术合作项目,必须首先解决久拖不决的“摘牌”问题。莫劳塔立即向我表态,绝不允许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事件在巴新发生,并承诺将严格把巴新对台关系限制在非官方范围内。

令人满意的是,在我会见莫劳塔总理后的第三天,巴新外交部便接到总理府的指示,紧急致函台“商代团”,限其3天之内摘下“使馆”伪牌,并警告称“如逾期不摘,将派警方强行采取行动”。接到巴新方措辞如此强硬的“最后通牒”,台“商代处”别无选择,只好乖乖地将挂了半年之久的“使馆”伪牌摘下。



3 与莫劳塔配合,抵制台招待会

 

“摘牌”之后,我又乘胜发起了一波“反弹”攻势。

2000年3月20日,台湾地区大选揭晓,领导人即将换马,陈水扁定于5月20日正式以台“领导人”身份亮相台湾政治舞台。早在4月中旬,台驻巴新“商代团”便奉命开始筹办520大型招待会,以庆贺陈水扁当选,并为其就职造势。

台机构卖力地操办此活动,还怀揣一个小心思:不久前因在对巴新关系上遭遇得而复失的尴尬,还累及巴新前总理比尔斯卡特,导致其丢了总理职位。这已在巴新外交界、政界和民众中传为笑柄。这次把520 招待会办得隆重而热烈,并力求在来宾规格上取得突破,尽量邀请到巴新政府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出席,使之体现强烈的官方色彩,既可就此向台北表功,也能淡化上述外交闹剧留下的阴影,挽回一些颜面。

台“商代团”在拟定客人名单时,首先把目标瞄准巴新内阁成员,并采取“广种薄收”的策略,将所有内阁部长均列入邀请范围;其次是把目标瞄准各部公务人员中职位最高的常秘,依次向下,直至普通主管官员。这些人都具官方身份,如经媒体报道和渲染,当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台湾当局需要这样的舆论效果。

在获悉台“商代团”已向巴新所有内阁成员发出请柬之后,我立即约见莫劳塔总理,指出台“商代团”举行此活动,其目的为一石三鸟:一是为陈水扁上台捧场造势,为其台独分裂中国领土和主权的行径助威;二是以邀请巴新内阁部长出席招待会为手段,突破莫劳塔总理关于巴新不与台进行官方接触的限制;三是制造事端,挑战巴新政府奉行的一个中国原则,破坏中国与巴新的关系。我吁请莫劳塔总理严令禁止巴新各级政府官员,尤其是高级官员,出席台“商代团”520 招待会。

莫劳塔总理对我的分析和吁请表示赞同和支持,并与我当场商定,由我致函总理,揭露台“商代团”举行520活动并邀请巴新官方人士出席的政治目的,提出希巴新各级官员不要接受台方邀请,再由他在我的去函上作出批示,禁止巴新各级政府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出席台“商代团”上述活动。最后,他指示总理办公室将我的去函连同其批示,下发至所有内阁成员和各部常秘。

后来的事实表明,这一招极为奏效,内阁部长和常秘收到总理指示后,又逐级在本部门向下传达,结果没有一位巴新内阁成员和各部常秘乃至普通政府官员出现在台“商代团”的520 招待会上。台“商代团”精心策划的活动,遭到了巴新政府的抵制,如竹篮打水,劳而无功。

我与莫劳塔总理的这次完美配合,成功地挫败了台方有意与巴新方发展官方往来的政治图谋。不仅如此,莫劳塔在陈水扁上台后的第三天,还亲自签署了总理府新闻公报,重申巴新政府将继续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这不仅再次宣示了巴新政府重要的对华政策,也是在陈水扁上台之际,明明白白地为台湾当局和台驻巴新机构划出了一道政策红线,有力地支持了我方的“反弹”斗争。

 


4 总理政治决断,终止与台对话

 

“南太平洋论坛”是南太国家之间重要的地区性组织,1971年8月,由斐济、萨摩亚、汤加、瑙鲁、库克群岛、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7国发起成立,后来成员扩大到南太所有的国家和地区。2000年10月,该组织更名为“太平洋岛国论坛”。论坛的成立加强了各成员在政治、安全、贸易、经济发展、航空、海运、电讯、能源、旅游、教育等领域的合作与协调,影响力不断扩大。论坛每年组织召开一次成员国和地区政府首脑会议,在各成员国或地区轮流举行。自1989年起,论坛邀请中、美、英、法、日、加、韩等主权国家作为对话伙伴,参加首脑会后的对话会。

我国从1988年开始参与论坛活动,1990年之后,连续派副部级政府代表参加首脑会后的对话会。通过这种机制性安排,我国不断加强同论坛及其成员国和地区的接触和合作。2000年,我国捐资设立了中国论坛合作基金,用以促进双方在贸易投资等领域的合作。该项基金设立后,中方先后出资赞助论坛在华建立贸易代表处,2001年该代表处正式挂牌运行。 

随着中国不断加大对南太地区,其中包括太平洋岛国的关注力度和外交投入,论坛已成为中国与太平洋岛国开展多边对话、提高务实合作水平的一个重要平台。但由于论坛18个成员中,有 6个系台湾的所谓“邦交国”,而且台湾并非主权国家,又理所当然地被排斥在论坛对话伙伴之外,台湾当局就伙同其“邦交国”炮制出一个由6个国家邀请台与之对话的机制。非但如此,台还以“弹性务实外交”的套路,拉拢一些我建交国也参加此对话会,企图挖我方墙角。因此,论坛也成为我方反对“台独”势力、为争取国家统一而进行外交博弈的重要战场。

巴新作为我建交国,自1994年至2000年,已连续跟着论坛中的台“邦交国”和其他少数成员与台进行对话。2001年8月初,在是年论坛召开之前,我再次就劝阻巴新参加与台对话问题做莫劳塔总理工作。我力陈己见,希望他以政治家的气魄和勇气,改变巴新多年来与台进行对话的错误做法。他基本接受了中方立场,但仍有一定顾虑,担心巴新会因政策上的重大调整而失去来自台湾的经济实惠,也担心由此引起内部非议。

为统一巴新决策层意见,他提议由我出面邀请其率副总理、外长、总理府秘书长和外交部常秘等几位关键人物到使馆,就论坛涉台问题与我举行工作午餐。在使馆午餐会上,我重点强调,巴新不能与台“邦交国”绑在一起。巴新既然认同一个中国原则,就不应该与台进行官方往来,这是一个中国原则题中应有之意。莫劳塔总理和我密切配合,最终排除了来自巴新外交部的不同声音,作出政治决断,决定从当年起巴新摒弃连续7年参加与台对话的错误立场。他当场指示即将率团出席论坛首脑会议的副总理:首脑会后巴新不再参加与台对话会。

翌日,莫劳塔还向我作出书面确认和承诺:巴新不与台发生任何官方往来,立即终止与台对话。这是我方在“反弹”斗争中取得的一次突破性进展。

 


5 议长过而能改, 拒邀台湾与会

 

    2002年8月巴新举行大选,对中国与巴新关系作出过重要贡献的莫劳塔总理去职,索马雷担任总理;前总理比尔斯卡特重返政坛,执掌巴新国民议会。在比尔斯卡特任议长期间,经我做工作,他顶住政府中有人为台说项的压力,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正确处理议会中的涉台问题,有力地支持了我方“反弹”斗争,受到中方的赞赏。

比尔斯卡特1999年7月辞去总理职务后,对自己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行为进行了反思,心生悔意。据一位知情友人介绍,比尔斯卡特从小在巴新首都郊外的贫民区长大,生性自卑,自尊心强,但为人直率、坦诚,具有知错即改的长处。我国古人说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2001年之后,我逐步与他有了接触,从最初在社交场合点头致意,到后来相互礼节性寒暄,再到聚首促膝长谈,最后成为联系较多的朋友。和他两年时间的相处,不但使我收获了与他的友情,而且也丰富了我的外交资源。

我曾几次约比尔斯卡特到使馆做客交流,向他介绍台湾问题的来龙去脉,着重让其明白台湾问题涉及我领土完整、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一个中国原则是我与巴新发展关系的政治基础,丝毫不能动摇;我国对建交国与台发展经贸和文化往来不持异议,但必须将其限制在非官方范围内;台湾推行“弹性务实外交”,名义上是给予“经援”,实质上却暗藏分裂中国的政治图谋等。他感到我的开导使其茅塞顿开,对当初与台“建交”的危害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忆及中国与巴新之间的那场“政治危机”时,他感到后悔莫及。他追述道:1999年上半年,巴新政府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1.2亿美元借贷谈判未果,而巴新政府已将这笔贷款列入当年的政府预算之中,致使寅吃卯粮的政府财政出现严重缺口。他那时常去光顾一家台商经营的餐厅,与老板娘由熟识成了朋友。经其穿针引线,在台“商代团”的安排下,台当局“慷慨”答应向比尔斯卡特政府提供23.5亿美元巨额“援助”,条件是巴新予台“外交承认”。他幡然醒悟后,终于看清了台湾“弹性务实外交”的实质。  

比尔斯卡特痛定思痛,曾两次通过我和巴新传媒,为其当年给中国与巴新关系带来的严重危害,向中国政府道歉。2002年9月下旬,比尔斯卡特会见往访巴新的迟浩田军委副主席时,又再次向中国政府和朱基总理致歉,并承诺在其议长任内,巴新议会决不偏离一个中国原则的方向。其真诚态度在巴新政坛产生了很好的警示作用。

2003年4月,太平洋岛国论坛议长会议在巴新首都莫尔斯比港举行。比尔斯卡特作为巴新议会议长,担任会议主席。早在数月之前,台湾当局就企图利用此次会议制造“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因此在论坛成员国之间多方活动,又通过巴新政府内个别亲台人士说项,千方百计想派团赴巴新参会。

经我及时做比尔斯卡特议长和新任外长纳马柳等关键人物的工作,比尔斯卡特发挥东道国议长和会议主席双重身份的优势,以台湾不是主权国家的正当理由,坚决拒绝邀台出席会议。台当局见一计不成,又生一计,通过论坛中少数人对起草会议公报和决议施加影响,妄图在文件草案中塞进台“中华民国”伪称,并确认台湾为对话伙伴。在会议的关键节点,比尔斯卡特一直与我方保持密切联系,抓紧做论坛有关国家议长工作,成功地修改了会议决议和公报,并将一个中国原则等积极内容写入决议,使台当局的图谋全部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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